副省长出庭应诉,我们为何大惊小怪

  贵州都市报2016年4月11日讯,一起由村民起诉贵州省政府的行政诉讼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。因该省政府副省长陈鸣明出庭应诉,被媒体称为“全国首例”,继而引发关注。

  行政诉讼法早就有明确的要求,而且,持续推进司法改革也提出“告官要见官”。笔者认为,这位出庭的“首长”可能是级别相对较高,所以才引发关注。事实上,这体现了一种传统的思维,还在制约着法治的进步:行政诉讼法1989年即获通过,但至今仍还惊讶于“副省长出庭”,由此可见,几十年来,行政诉讼的推进,的确步履维艰。但即使是副省级官员或者级别再高的行政首长,只是遵从行政诉讼法的要求,哪怕是一位局级干部出庭,性质上也未有不同。又何必大惊小怪?

  因为,按执政党的理念,所有的行政公务人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。如果有群众对行政工作不满意,就要广开言路,让群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。若意见不被接受,则交由司法审查和裁决,这正是依法治国、法治建设的应有之意。然而,在事关基层民众的利益问题上,有些官员的理念出现了明显违背民众利益的情况。这也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、行政诉讼多发的根本原因。如2009年的一则旧闻仍然令人心寒。时年,一村原被划拨为经济适用房的土地却被搞起了商品房开发,针对这土地“变性”,记者找到时任规划局副局长的逯军要求解释,局长大人说:“你是替党说话,还是替老百姓说话?”这种把党和百姓对立起来的回答,不仅彰显了其执政理念的错位,而且,更说明了这些官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,其行政行为,也难以取得群众的满意和支持。所以,行政诉讼法,就是为避免这些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而出台的。

 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,村民告政府,贵州省政府的行政工作还有村民不满意、不明白、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,从村民行使诉权的角度来看,以往的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,因为法治的进步而在法庭上变得平等----村民是原告,政府是被告,平等享有起诉应诉和答辩的权利。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发生的最大的进步。

 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《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具有重要意义》中分析了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的原因,或许,这才是这位副省长出庭,成为“全国首例”的惊诧所在吧:有的行政领导认为自己比审判人员地位高、权力大、阅历多,因而不屑于与审判人员对话,不愿意服从审判人员对诉讼行为的指挥。有的单位领导法制观念淡薄,依法行政的意识不强,对行政审判有无所谓的态度,认为与己无关。有的行政领导人认为与法院的领导熟悉,关系较好,产生官官相护的错误观念,导致不想出庭应诉。思想上还没有真正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,还没有把自己从“官”的位置上放下来,甚至还残留着“官贵民贱”的思想,觉得与“平头老百姓”平起平坐,“太没面子”、“有失身份”。

  所以,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,依法治国的持续推进,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,公正越来越被看得见,未来的行政诉讼,一定会成为一种常态,行政首长出庭应诉,也自然会司空见惯。甚至,比副省级干部更高级别的官员出庭,也迟早有一天会到来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,这是一种法治文明。陈鸣明强调,行政管理负责人要增强依法行政观念,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,特别要有依法行政的自信和依法纠错的勇气。“我们要以此次庭审为契机,努力实现全省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。”

  所以,无需聚焦出庭的官员级别有多大,我们也可以一并审查一下,这次副省长出庭的案子,究竟村民的诉求合理,还是省长答辩正确。通过个案,推动我们国家的行政诉讼向更加成熟发展,从而使依法行政落到实处,使任何一位村民、市民不因不当的或违法的行政行为受到侵害,也使依法行政的合法的行政行为得到维持,避免诉权的滥用,这才是我们依法治国的终极目的。陈鸣明强调,行政管理负责人要增强依法行政观念,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,特别要有依法行政的自信和依法纠错的勇气。“我们要以此次庭审为契机,努力实现全省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。”

  (题图来源:人民网 ? 本文来源:吴世柱的法律博客,作者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、中国法学会会员? 编辑邮箱:shzhengqing@126.co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