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员中秋收礼只是礼尚往来?

  中秋、国庆双节将至,中纪委又发出通知,对官员的“礼尚往来”进行约束。在中国这样一个崇礼的国度,为何要禁止官员在“小节”上的“礼尚往来”?

  “有文化”的红包

  红包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,也就是亲朋好友之间增进感情、表达祝福的一种方式,民间称之为“礼尚往来”。

  但有一种红包,则是“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”,这就是官场上收送红包、礼金、礼品的陋习。这种陋习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,但自有历史记载以来,下级给上级送红包礼金、办事时给相关人员“意思意思”,就已经成为风气。由于这种行为打着“习俗”的幌子,戴上“传统文化”的帽子,送的人大大方方,收的人也理所当然。

  于是,许多落马官员在法庭上辩解受贿时,都以“礼尚往来”作解释。

  南充市原副市长李斌曾在法庭上“慷慨陈词”,称检方指控的100多万元受贿款都是逢年过节时亲朋好友“送”的;重庆市潼南县委原常委、常务副县长谭新生在庭审中,承认收受“礼金”的事实,但他辩称过节收钱是“礼尚往来”,不能算“受贿”。

  此外,重庆市委原宣教处处长薛亮过年一次就收了某人红包10万元,却称“此系拜年,不必惊诧”;浙江省平阳县原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徐定锦在法庭受审时,更是当庭发飚:“我从来都收物不收钱,收礼不受贿,不能算犯罪!”

  由于红包和过节过年收礼背后有着“文化背景”,这给官员们增添了心理上的底气。借文化传统之名兴起的“送礼文化”,还真是“有文化”。

  “有文化”的“收礼大户”

  许多落马官员在落马后,面对自己收受的红包礼金,都能说出许多文化来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。这位老兄对办案人员说:“中国是礼仪之邦,春节收红包属于礼尚往来。送者是出于情意,收者岂能驳他们的面子;这就像小孩子们收压岁钱一样,正常得很,不违法!”

  但是,小孩子们收压岁钱都要付出“代价”,在古时候还得向长辈嗑头致谢。而反观给官员送礼,送礼者反而对收礼者千恩万谢,如果要他们磕头恐怕都会愿意。

  比如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,对红包来者不拒。据他交代,在其任职期间,在春节等节日期间收受的红包共数百万元,仅2012年春节前后,就收受27人次所送礼金70余万。他不但“有文化”,而且“有技术”,甚至练就了通过拎重来估测红包金额的“本领”。对于达不到心中标准“重量”的红包,危金峰甚至会当面呵斥。

  而重庆市药品监督稽查总队原队长周军,则有可能是落马官员中收受红包次数最多的。周军从2000年10月至2007年4月间,短短6年半时间里,收受红包达千余次,每一次红包少则数千,多则数万,以致收得麻木了。在周的办公桌抽屉里,还有不少没有拆封的红包,“很多人,其实认都不认识,冲到办公室里来打个招呼,丢下红包就跑。”

  听这讲述,完全是一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,还真有点《让子弹飞》中那些劫富济贫的麻匪“只讲付出,不求回报”的感觉。看来,周军落马,还真是“麻匪害人”啊!

  “细雨”打成“落汤鸡”

  一个被查处后的官员在自己的忏悔书里写道:“莫小看红包礼金,我就是在这‘润物细无声’的毛毛细雨中打湿了全身,最后变成了‘落汤鸡’。”

  “细雨打成落汤鸡!”这样的比喻很生动形象。可惜总结出这个道理的官员自己已经成了“落汤鸡”,双节将至,各级领导干部还真应该好好评估自己的头上是否飘着这样的“细雨”。

  一般来说,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大都存在为人办事的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,这种红包礼金无论多么“有文化”,无论披上多厚“礼尚往来”的外衣,都是受贿行为。

  官员用“礼仪文化”来为收受红包礼金开脱,如果不是无知(能当上领导干部,怎么又会无知),就是故意装傻。但法律并不是用主观意愿进行想象,而是看客观事实和证据。一旦东窗事发,赖也赖不掉,你辩解“收礼不受贿”,法律说“一样是犯罪”。

  更重要的是,红包礼金这样的“毛毛雨”,对个人心理的腐蚀性极大,在一点一滴中侵蚀人心,贪欲越来越大,最后慢慢变质,成为“落汤鸡”。据悉,即将修订的刑法将新增法条,对单纯收受红包礼金的行为进行界定,即使“收钱不办事”,也会触犯刑律。

  许多官员敢于顶风违纪,是认为落马官员都是“倒霉蛋”。但在目前的反腐风暴面前,未被查处的贪官只能说是“幸运儿”,而且随着反腐进入制度反腐、溯及既往,这种幸运并不知道能够延续多久。

  如今逢年过节,官场收受红包礼金的问题,在“八项规定”以来,已经少了很多。事实上,从我身边人的情况来看,大家都有一种轻松感:不用纠结送不送、送什么的问题,也不用担心拒绝收礼时对方不体谅,用一个“八项规定”就可以解脱出来。

  但是,“四风”问题需要时常进行提醒,中纪委在重要节日来临前发出通知,其实正是对官员的一种提醒。收礼金红包、高价月饼,这样的“细雨”,往往会成为一个人失足的开始。用廉政文化替代所谓“传统文化”,让还没有成为“落汤鸡”的领导干部及时打伞,无论于人于国于己,都有益无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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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去年上海市委“一号课题”相关文件实施以来,一度萦绕在不少干部心头的疑问。宝山区半年来的经济数据显示: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完成区级财政收入68890万元,友谊、吴淞、张庙3个分中心财政收入增长均高于全区8%的同比增幅,领先其他镇和园区。其中,吴淞分中心同比增长19%; 友谊分中心同比增长11%;张庙分中心同比增长8%。

  街道取消招商引资,为何经济产出不降反升?宝山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负责人坦言,今年3月,宝山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成立,下设友谊、吴淞、张庙3个分中心,承接3个街道的招商引资职能,街道下辖9个开发区204名招商人员整建制划转。区级统一平台的管理,将街道各自为政的“散沙”捏成“拳头”。中心在区级层面引导产业,引进一批功能性、引领性重点项目,并支持分中心发展特色产业。友谊分中心聚焦现代金融、邮轮产业等,吴淞分中心聚焦文化创意等,张庙分中心聚焦现代运输等,实现资源整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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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友谊经济开发区负责人马伟康感到变化明显。“原先街道领导每月只能抽两三天和我们谈项目,还要回街道开会讨论,周期难免长。现在招商分中心主任只管招商,效率高决策快,项目落地也就快。”

  宝山区承接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工作组组长王炜说,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已建立议事规则、比武擂台等多项制度,并帮助开发区在项目洽谈中对接政策服务,提高成功率。由于历史原因,9家开发区的发展实力、人员结构等区别很大。中心正逐步规范产业扶持政策、财力结算方式等,并统一组队参加文化活动,让合力渐渐形成。

  友谊、吴淞、张庙3个街道也并非与企业断了联系,它们从以往“一对一”服务企业,转变为积极改善社区环境、营造良好氛围,包括做好辖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、抓好环境保护等。

  (本文转自9月15日解放日报 编辑邮箱?shguancha@sina.com)